拥有244万微博粉丝的“急诊科女超人于莺”，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两个月来，一直在参观考察。她初步设想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，为不满公立医院体制的医生们搭建一个自由执业平台。作为一名工作12年、在医院行政体系中攀升过两个级别的主治医生，她的去职对普通医生群体震动巨大。
每日早晨7点，张强医生会在微博上传一段晨练视频，向9万多名粉丝问早安，3年前，他离开上海东方医院转向私立医疗中心自由执业。在这些视频里，能看到他对着人形沙包一阵猛击或逗弄1岁多的儿子，看上去精力旺盛又充满爱心。“我创业的决心和精力，投资商能在这里看到。”他说。
8月2日下午，于莺在张强的陪同下，在上海参观一家即将开张的私立医院，隔着马路就看见一条横幅挂在医院门口：“欢迎于莺张强大夫莅临考察，共同开创中国医疗改革的新局面”。虽然于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，但作为以自媒体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医生代表，已成为中国继续探索的医疗体制改革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人物。
2009年，卫生部允许地方进行医生多点执业的试点但这项改革未能真正实施。今年7月末，深圳市发布医生“多点执业”的实施细则，让医生能够跳过所在医院的束缚，直接去其他地点行医。多点执业是通往自由执业的一小步。
医生应该自由执业，还是受雇于某家医院，一直是中国医改中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支持者相信，自由执业可以缓解“看病难”，允许好医生为更多的人看病。反对方表示，好医生倾向于前往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兼职，这会导致“看病贵”，不利于普通病患者。而离开体制的于莺和张强都认为，自由执业是医生获得合法利益的有效途径，也能让医生重获尊严，这是缓解中国医疗体制痼疾的第一步。
抛弃公立医院
离开上海东方医院时，张强是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、硕士生导师。从医20多年的他，给自己的定义是“既得利益者”———已抵达公立医院体制中的高位，比大部分医生生活优渥，有名气，有病人资源。但他过得并不轻松。
赢利是他的一项重要职责。中国的公立医院，年收入仅约10%的资金来自政府，其余90%的收入来自病人的自费和医疗保险。挣钱的任务由医院划分到下属各个科室，公立医院只有三种挣钱方式，张强说包括给病人多开药物多做检查，收取医药代表的回扣和病人家属的红包，以及特需医疗。为了保证手下5名医生的收入，他们科室的特需医疗量一度占到医院总量的70%。他说：“选这个道德压力最小，可以避免医药养医，只是普通病人找不到我看病。”
于莺在北京协和医院博士生毕业后，花了6年才升到主治医生，比住院医生高一个级别。协和医院在2011年因病人数量过多而扩建后，于莺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400多名病人。她计算了一下，每个医生平均要看40个病人，以1天工作8小时，1小时看5个病人计算，每个病人能得到12分钟的诊治时间。这还没把医生吃饭和去洗手间的时间计算在内，如此高强度的工作，让医生们生活在紧张之中。
若要获得更高的行政职务，高强度的工作并不能给于莺带来帮助。自从10年前兴起公立医院和大学的合并潮后，科研日益占据医生升职之路的重心。上海仁济医院一位主治医生列举了升至副主任医师的基本要求：完成1个上海市卫生局的科研课题，发表2篇SCI论文，以及博士学位。
临床经验不在要求之列，这意味着一个手术经验丰富，每天看40个以上门诊病人的医生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论文，无法得到升职。恰巧，于莺就是那个不喜欢学术，只喜欢守在病人床边的人。这种现象遍布各地，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厅的著名专家栏里，有1/3的人不看病，仅仅负责写论文拿课题。医院的学术排名会因此上升，可是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。
去年，公立医院被要求限制特需医疗，张强担心被迫返回以药养医的模式，萌发去意。于莺从2011年开设微博后，以直言不讳的姿态成为医院经常约谈的对象，这个幼时遇到同学被欺负会举一把桃木剑冲出去打抱不平的“女侠”，也渐渐不能忍受这种氛围。他们最终选择离开。
“现在走正当时”
“现在走正当时”，于莺说，微博影响力已能为自己带来选择的自由。辞职前她的税后工资加奖金11000元。去年年末，一家出版社支付她4万元版税，出版了一本以她为原型的漫画。一些民营医院邀请她前去工作，愿支付5万元以上月薪。
而张强分析数据后发现，他擅长的静脉曲张手术，发病率在10%以上，一个上海就有20万人需要手术治疗。且在私立医院，病人当天做完手术就能回家住，而他原来所在的公立医院，因受限于固有模式和低成本的限制，比如麻醉收费不能超过200元，只能对患者进行半身麻醉，为保证安全，患者需要住院5天。
他们能离开公立医院，亦得益于执业平台的增多。近5年来，民间资本大量涌入私立医院。以往提起私立医院，公众的第一反应还是福建莆田的黑诊所，2007年，中国卫生部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医疗领域，以弥补政府投资能力不足，到当年11月，仅当月的医疗投资量就达到4200万美元，占据当时中国创投市场首位。2011年、2012年，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金额总计分别是41.37亿、18.99亿美元。
吸引民间资本的主要是高端医疗。根据上海发改委和相关机构的测算，上海高端医疗目前只有40亿元收入，但其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110亿元。目前上海正在建造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和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，就是由社会资本投建的高端医疗园区。上海市医改办主任徐速近日表示，未来上海三甲医院的医生，可以在这些高端医疗园区进行多点执业，开设自己的诊所，过上4天在公立医院上班，两天在国际医院上班的生活。
“几年前，哪有上海沃德医疗中心这样的平台？”张强说。他在沃德医疗中心是一名开业医生，沃德医疗中心仅仅为张强和手下的4人团队提供一个就诊平台，他们不从沃德领工资，完全依靠自己挣钱，盈利和沃德分成。
而于莺还在继续走访北京、上海的民营医院，和自由执业的医生们探讨合作意向，离职的这两个月，从微博上完全看不出她日程的繁忙程度。她发表公众演讲，谨慎地思考下一步的计划，还打算花上三个月的时间去台湾考察全科诊所。她的前同事朱岩，2012年从协和医院离职后，在深圳开设为中高端家庭服务的全科诊所，这让她尤为好奇，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全科医生，她认为这或许也是自己未来的方向。
自由不轻易
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轻易选择自由之路。
张强在公立医院已积累了一批病人资源，同时微博上塑造个人品牌形象，他离开公立医院也能活得不错。自由执业8个月以来，他目前每月手术病人约30人，因为手术费用比在东方医院时贵3倍，新团队的月收入已和东方医院基本持平。下个月，将进入手术的高峰期，他估计要开始招聘新的医生，他的工作量已经排满。
沃德医疗中心位于上海陆家嘴商业圈附近的地铁出口，在摩天大楼的衬托下，小巧精致。张强医生一周在沃德工作两天半的时间，每天忙完，他就爱拍下医院布置雅致的厕所，放在微博上告诉大家，相比连上厕所都几乎没有时间的公立医院医生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，才有尊严感。他还不忘拍下陆家嘴的天际线，某天漂亮的落日，不断提醒自己，重新作为一个“自由的人”，要敏感于生活的美丽细节，随时分享。现在，他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，并计划着下个季度在北京多开一个门诊部。
病人资源和品牌效应若不能与张强相比，即使是公立医院名医，都未必敢如此洒脱。上海瑞慈健康体检客服总监王晓丽说，他们曾邀请公立医院的名医来体检中心坐诊，结果一整天都没有一个病人，而这位名医在公立医院的号没有特殊途径是挂不到的。在名医基本受雇于公立医院的体制下，医生的品牌效应完全来自于医院，而不属于个人。
于莺认为，这对技艺精湛的医生而言并不公平，未来她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医疗平台，比如一个全科诊所，以她个人的品牌效应，利用她已非常熟悉的新媒体资源，为好医生们做市场推广。张强说，他希望于莺成功，希望离开体制的医生都能生活得不错，这样才能给后来人以信心。
于莺说，“自由执业”只是一个政策而已，医改成功的希望在于，医生群体要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人。